人要理解父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是并不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年轻时是什么样子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面临什么样的世界，他们遭受了多少苦难，我们很难理解。当他们把我们抱在怀中，无限怜爱，下定决心，一定要我们幸福时，我们却在嚎啕大哭，或则在酣睡中喃喃自语。二是人都在不停地变化，小时候我们不懂事，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有多少爱，多少担忧，多少盼望。开始懂事了，他们却变得唠唠叨叨，千叮咛万嘱咐，好像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叫我们心烦。等到我们什么都懂了，什么都明白了，想对他们说点什么的时候，却晚已，他们已经再也听不到了。我们知道这一幕幕正在上演，将要上演，却毫无办法改变，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我们的世世代代。人生永远是一个遗憾。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母亲童年了解得非常少，她很少谈，原因我以后要讲。记得我们安葬完母亲，哥哥说：“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今天来谈谈我们的妈妈吧，每个人讲讲自己知道的。” 我们就讲啊讲，一直谈到了很晚。我那时才第一次知道了她的许许多多事情，但却无法问她有多少是真实的，要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问她很多很多。但，那是不可能的。
母亲出生在长江边的一个中等城市，我好多年前第一次去就走到了母亲旧时的住宅，那是一幢两层楼的灰顶砖瓦房，很大，已是破旧不堪，但却是热热闹闹，窗前门前挂满了衣物，做饭的声音，孩子的哭闹，每个窗子都是灯光。但我知道，那都是一些陌生人，跟她跟我都毫无关系。对面有一个小卖铺，柜台就在街面上，上面都是玻璃罐装着糖果，门口还有榨菜坛放着咸菜，还放着些水果。我就站在那里慢慢地看，静静地想：母亲小时候会不会就在这里买糖果，她极喜欢甜食，她会踮起脚来，指着那些罐罐，大声地说：“我这个要一点，那个也要一点。”也许还会有点不好意思地加一句：“我还想要一个广柑。” 我知道她一定会这样。小时候她带我出去的时候，我总是只要我喜欢的那一种，她就会笑到：“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就是一个死心眼，什么东西都应该尝一尝，也许有你不知道的好东西呢。” 据姨妈说，母亲买东西并不需要钱，旁边小店的老板会一个月来结一回帐，舅舅看着那长长的账单，多半是母亲的杰作，只是摇摇头，了不起就是说：“你就不能一次多买一些，真是不怕麻烦别人。一个姑娘家，不要一天到晚在外面疯跑。”要不然就说：“我不是才从店里拿回家一篓柑子，还没有吃完，那是最好的货，为什么别人的东西就会好。” 可母亲才不会这样呢。根据我的生活经验，这是女人极大不同于男人的地方，是她们的天性。男人到商店是去买东西，买了就走；而女人是去逛的，买不买，买的好坏，那都是其次。有人考证，这是从原始社会来的。男人那时的主要工作是打猎，目标明确，就是要得到一个；女人则是到处晃悠，看那些野果那吃，什么东西能做衣服穿，结果就是她们从那时候起一直逛到了今天。你可以说：女人看重的是过程，男人的则重点是得到。就像婚姻：男人结了婚，这件事就完了，就应该想下一站。但女人却想得是永远过程下去，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浪漫。我不由地想，这是那一家杂货店吗？母亲会买一些什么？我本想问一问老板，可一看她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只好悻悻地走开。心想：自己一定是有毛病了，那可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这个世界都变来变去多少回了，不会有什么痕迹了，都随着岁月一同消失了。
估计母亲小时候还是很幸福的，一定有点得大人的宠。证据就是她很有点任性，一个从小就被压着，漠视的孩子，长大就不会性格开朗，我行我素，没那胆子。姨妈也是这样说：“你妈妈小时候一张小嘴又甜又会说，人聪明伶俐，长得也漂亮。人人都喜欢，你舅舅不知有多宠她，对自己的孩子都不是这样的，对我就更不要说了。”
母亲最小，不到三岁姥爷就死了，她实际上是舅舅带大的。他比母亲大了16岁，估计对这个幼年丧父的妹妹痛爱有加，一直让她读到大学，在那个时候，女孩子读大学可是不多的，在那个地方可能也是非常少的。虽然我的亲戚都不是穷人，但我的母亲还是他们中间的第一个。女孩子是人家的人，最重要的是找个好人家嫁了，一生就无忧了。现在好像又变回去了，要是母亲还活着在，肯定看不惯，她一生都在妇女解放，不愿依附别人，她也做到了，怎么现在走了回头路？
母亲一直在教会学校读到初中，我搞不清楚是当地学校不收女孩子呢，还是舅舅不愿意她上那种学校。有一段时间说教会学校是文化侵略，但母亲说那些嬷嬷对孩子极好，从不打学生，外面的学校是打的，也不会不给饭吃，犯了错，就是要你向主请求原谅。母亲说她从来没有被罚过，可能她是很乖巧。母亲有一段时间是住在学校里的，有一个嬷嬷对她特别好，母亲要是害怕了，就会钻到她的被窝里，等母亲睡着了，她再把母亲抱回去，因为那是不许可的。那个学校有些孤儿，大多数学生都是家境还可以的，还得是教徒。我就问：“你们家信教吗？” “没有人信。” “那你怎么能进去读呢？” “我们家捐了一些钱，她们就收了我。” 可见上帝也有点见钱就门开。
那个学校主要是教圣经，也教一点简单的算术，母亲没有学到很多东西。但有两点对她很有用处，一是英语，那学校的嬷嬷基本上都是美国人，母亲说写都得用英文，结果到她上大学时，教材很多都是英文，教授也有一些是用英语上课，有人受不了，她却占了便宜。第二就是女红，母亲的手非常巧，别人穿在身上的衣服，她看一眼就能回家做一件。我小时候的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她做的，她经常一边看书，一边打毛衣。她最喜欢打毛衣给我穿，这样一年一打，总会很合身。当然缺点也会有，有一次我的毛衣袖口磨坏了，我就和别人一起笑嘻嘻地拉毛线，结果回家就只剩下半个袖子了，把她弄到哭笑不得。于是她就把自己的一件那种苏格兰花呢子的外套拆了，还是她年轻的时候穿过的，质量极好又好看，还是像新的一样，做成袖口，还把肩膀，胳膊肘也给帮上，配上毛衣的颜色，一定非常好看，因为她第一次给我穿上时有点得意地说：“你得把你的小脸保持干净，才配得上这件衣服。”
结果就是走在路上经常被人抓着看，到学校女老师还要我脱下来看，估计是那时的人都穿得很单调。把我烦死了，你想想吗，正走在路边上，看到了一个漂亮的蛐蛐，刚想去抓，可自己却被别人当漂亮的蛐蛐抓了，一回头，一个像妈妈一样的人，倒是笑容可掬，问：“小朋友，你这衣服不像是买的吧？” “是我妈妈做的。”
“那你妈妈是怎么做的呢？” “我不知道。” 这不是废话吗，我要是知道，那我不就是妈妈了。后来我实在烦了，不想跟她们废话，转身就跑。往往就听到：“这孩子真是没有礼貌，不过那衣服真是漂亮。” 到底是谁没有礼貌，不错，我是小孩，但小孩你们就可以随便打搅，我又不是一个蛐蛐，我是一个人，凭什么你们想抓就抓，真正的漂亮蛐蛐早跑了。如果一个孩子也跑去抓一个在正走的大人，他们还不抓蛐蛐，没有什么正事，问：你的衣服真漂亮，是哪里来的？他们肯定不会理，然后你也说：这个大人真没有礼貌，不过那衣服真是漂亮。你可以想一想那会有什么后果。
大人就是从来不知道尊重小孩，有错永远是小孩的。于是我就不愿意穿那件，母亲有点奇怪，问：“那么漂亮的衣服你为什么不愿意穿呢？” “我被烦死了，总有人拉着我看，我不想没有礼貌。” 她到是一点不像我那么烦，反而笑了，那也是的，别人又不抓她，当然她不烦。过了一段时间，又跟我做了一件新的，好家伙，更花哨。
大人就是这样，只管自己做衣服高兴，完全不顾我们的感受。你们要喜欢就自己去做了穿，让别人去抓你们。
我慢慢地走在幽静的小街上，那时候还能看到许多旧时的模样，凸凹不平的青石板路，两边都是那种带着柱子的木板房。到了晚上，昏暗的路灯，长满青苔石墙，薄薄的雾气或则炊烟使得弯弯曲曲的街道变得无尽的迷离而悠长，就像那逝去岁月一样。我真想穿透那岁月的迷雾，看到母亲童年时的模样。她在想什么？看到了什么？我想走进她的内心，看到那时她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她是不是跟我一样，看着那滔滔不尽的江水，就会忍不住地想：它们最后流到了那里？会遇见一些什么样的人？从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当然，这办不到，就像她也想一次次想知道我在想什么，想走进我的内心世界一样办不到。
从母亲的屋子往下走个两百米，就能看到那条大江了。我记得那天是一个满月，在银色的月光下，一条灰色的大江正在无声的流淌，能看到两岸点点的灯光，能听到隐约的声音，想象得到人们正在忙碌，正在感叹，或则正是情意绵绵。它这样不尽的走着，不管是无边落木，还是春江花月；不管是硝烟炮火，还是田园牧歌。
你别想要它停下来，就像你流过岁月；你也别想让它回去，就像你难忘的青春年少。只能有一回，流过就过了，如果你没有珍惜，那就只能遗憾和悔恨了。
不过人生就是这样。但和这流水不一样，你至少还能够回头望一望，想一想，看看哪一段是最叫你难以割舍。是雪山高原，潺潺溪流边无名黄花；还是千仞峡谷，汹涌激流的奋力碰撞； 是寥寥炊烟，无边田野的悠悠笛声；还是汇入大海时的平平静静，坦坦荡荡，最后汇入那无尽的永恒之中。这真正是一条神奇大江，它带走了多少人生，又带来数不清的希望。
姥爷是做生意的，不过开了一个小门面，他死后，舅舅就接了过来，撑起了一大家子，而且把生意做大了，在当地都数得着。我姥姥是一个极老实的家庭妇女，但她的三个孩子却都极能干，嘴有一张，手有一双，那肯定是接了我从没有见过的姥爷的代，不然就费解了。这中间有个时代的问题，那时节有了轮船，川江上水就不是问题了，那个城市一下子商业就发达了起来。根据现在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抗战前的十年是中国的黄金十年，工业，商业，科学教育都有了飞速的发展。
中国那些有名的大学，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别人我不知道，但舅舅就是在那个时候真正有点发了。所有这些都被战争打断了，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中国多半会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是好是坏说不清。不过没有战争，没有动乱的国家又会坏到那里去？
过去的一百年，是中国剧烈变化，动荡的一百年，中国人从梳着辫子去赶考到在计算机上写博客，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能与之比较。有人喜欢时代的巨变，说那会英雄辈出，波澜壮阔。但我从父母亲的经历中知道，对普通人，这是再可怕不过的了。你什么都抓不住，一切都在变，只能随波逐流，听凭命运把你带向不知祸福的远方。
据姨妈说，母亲小时候是很享福的，有一个比她大八岁的姐姐，姥姥又是一天到晚看着她，家里有帮佣做粗事，她是什么事都不用动手的，连辫子都没有自己梳过。据母亲曾经告诉我，她在上大学之前，连衣服都基本没有洗过。结果母亲就有一个重大的缺点，不会做饭，从小就没有做过，学校又没有教过，我是吃食堂长大的。但母亲会做鱼，大慨原因是食堂一般不卖鱼，南方人都喜欢吃鱼，只好自己做，她认为自己做的鱼是天下一流，每一回做都是咋咋呼呼，做一条鱼就像是在做满
汉全席，可我知道，水平确实非常一般。但姨妈的菜做得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可以说是我知道做菜最好的人。我永远记得她做的霉千张卷，煎得黄黄的，里面还是软的，用豆鼓一烧，再加上一点小银鱼，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菜。当然，那是因为做了一辈子的菜。
姨妈从来就非常羡慕母亲，因为她是一个家庭妇女，在经济上没法独立，从来就只有仰仗丈夫和子女。她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就总是有点怨天尤人，经常抱怨。这一点跟母亲截然不同，可见人的性格与境遇有很大的关系。姨妈有点意思，她最感激舅舅的不是给了她一笔不小的嫁妆，跟她找了一个好人家。姨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两个人吵了一辈子，重要原因就是姨妈觉得自己伺候了别人一辈子，从来就没有按照自己想法活过，真是一生都不值，年纪越大，吵得越凶。那就是因为有母亲这个榜样在那里。她最感激舅舅的是没有要她裹脚。她告诉我，6，7岁时，有人跟舅舅说，要她裹脚，不然将来就嫁不出去，她自然吓得要死，因为她看到过那种血肉模糊，大哭大叫。舅舅有些反感，说：“我不要我的妹妹受那种罪，我自然会跟她找一个好人家，我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但姨妈又加了一句：“有一双大脚有什么用，不读书，还是哪里都去不了。” 这时候就不止是羡慕，而是有些妒忌了。姨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虽然没有读过书，却自己识了字，能读《红楼梦》，会做加减乘除。她认为自己读书不会比母亲差，现在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埋怨舅舅偏心。我估计，她小的时候，舅舅还没有能力供她读书。没有办法，人是斗不过命的。
我估计姨妈和姨父的矛盾母亲要付一定的责任，母亲那是完完全全站在姐姐那一边的，不光因为姨妈是一直对她很好的大姐，而且母亲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妇女解放信奉者，就像现在的女孩子。我记得她对姨妈说：“凭什么你要跟他洗衣服，还喜欢穿白的，那多难洗。妇女生来就不是为了伺候别人的。” 我那时觉得这话好像有些不妥，说：“姨父是要上班的，姨妈在家里洗衣服也是应该的。” 她立刻黑着脸对我说：“你这叫什么话，你的立场有问题，姨妈要做饭，要收拾屋子，有多少事情要做。有时间应该看书学习，人人都有一双手，不应该要别人来伺候。” 她好像忘记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她的立场是会有些不同的。我对这话略有些反感，女
人伺候男人是不对的，难道男人伺候女人就是对的，女人就非要把过去的补回来，时代变了，也不应该变成这个样子，不是说男女平等吗。但她认为一个60岁老太太还应该看书学习，这话肯定是没有办法谈下去了的。我知道这是她的逆鳞，碰不得。我那时已经长大了，大到知道惹母亲生气是不成熟的表现。我不由想到了我小时候的一件事。
记得有一次我把前座一个女孩的辫子系在椅背上，下课一起立，自然就摔了一跤。她知道后，照理说该怎么惩罚就怎么办，可她偏不，跟我讲了许许多多的大道理。
从过去妇女怎么没地位，受欺压，那是万恶之源，所有家庭的不幸都是因此而产生的。还谈到妇女解放的意义和伟大前景，把我听得晕乎乎的，一点也摸不着头脑。
第一，我那时并没有那种男女的概念，我是针对辫子，如果男孩子有辫子的话，我一样会系；第二，妇女过去受欺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时候我根本不在。
想是这样想，但不敢说，一说那就更没有完，我还想她把话说完了我能出去玩一会呢。我现在有点怀疑母亲是另有深意，想要我早点认清形势，免得将来打光棍。不过这肯定潜移默化对我产生了影响，害得我在太太面前总是背着历史的负罪感，自然抬不起头来。天地良心，其实我根本就不敢欺压她，只要她不找我的麻烦，我就会有在天堂的感觉，当然，大家都知道，人间是不会跟天堂一样的。小一点时，我会老老实实低头站在她面前，不做声，听她训话。等到我大一点，当母亲
问我错了没有，我就惭愧地说：错了；她就又会问我错在哪里，我就会把她的话诚恳地重复一遍，比如在上一个例子里，我就会说：错在我没有尊重妇女，反对妇女解放。她就会有点疑惑看着我，不知是觉得我认错太快，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头。于是就说：这是我的话，你不许学，用自己的话，不然就还是没有真正认识到错误。
你说这要不要命，是她说我错了，又不是我说的，哪里有自己的话。只好在她的启发下，慢慢想出自己的话。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自从那次以后，我就对辫子失去了兴趣，重新又有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我现在并不怪太太，只是怪自己吃了亏，却不长记性，不去招惹她们，我该会少多少麻烦……。
母亲小时候跟舅舅并不亲密，恐怕还有一点怕他。舅舅比她大了太多，又一天到晚地忙于生计，跟她最亲密的是一个堂哥，只大4岁。堂舅的父亲是姥爷的弟弟，因为姥爷死得早，舅舅那时还不到20岁，有一段时间这个弟弟得打理母亲这边一家，在那个时候，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他们实际上就是一家，堂哥就相当于母亲的亲哥哥。母亲从来就有些佩服这个哥哥，小时候那就是有点崇拜。母亲总爱拿堂舅事迹来教训我，说他小时候就极有毅力，而且胸怀远大理想。不过我从她的话里听出，那可是一个不安分的主，为了锻炼身体，总把砂袋绑在腿上；不理会大人的禁令，到长江里游泳；为了锻炼胆量，在坟地过夜。我想母亲看到他在长江里游泳，一定是五体投地，因为她不会游泳。我当然有些不服气，我还不是一样敢在长江里游泳，不过那你不会佩服，而是吓的要死而把我大骂一顿；坟地里过夜，那的确慎人，我恐怕不敢，但那是因为小时候天一黑你就不让我出门，我的胆子当然大不了。这样的人一定不会错过那时最时髦而危险的游戏：革命。堂舅上高中时就是共产党，大学读了两年就不得不退学，因为当局要抓，从此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结果有一回他去参加一个会，没有看到同志，却是警察等在里面，自然就进了监狱。
闹革命一般都要取一个假名字，目的自然是为了安全。堂舅是一个聪明人，没有用一个好听的名字，而用了他的一个远房表兄弟的名字，那个老兄离家出走，不知死活。于是他就想法要家里人知道，被抓的不是那个老兄，而是自己。根据堂舅所说，那时候干革命可跟现在的电视剧里完全不同。第一，他得想法挣钱养活
自己，因为家里认为他不肯读书，恼火得很，不再给他钱，那时干革命可没有人发工资，不是公务员，也没有汽车洋房，面对的不是什么舞会，有钱人家的漂亮小姐，他得去发动工人兄弟，就得跟他们一样干苦力，所以他倒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饭都吃不饱。他就一口咬定自己是一个小偷，走到那房子里只是想找点东西吃，当然，如果能发一点小财也不会拒绝。第二，没有什么人来营救他，好像别人把他给忘了，除了自己的父母亲。他从来就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会有警察等在里面，如果有人叛变，那人不知为什么没有指认他，其他的人不是被抓，就是逃命去了。只有他的老父亲，千里迢迢带着钱来想办法把他弄出来，他母亲则是流着眼泪跟母亲说：这孩子从小都是好强，没有饭吃了就回家好了。母亲当然知道堂舅决不是小偷，但哪敢明说，他的母亲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父亲到这个时候就有点明白了，就冒充另一个父亲，没有说出他的真名。我估计他父亲和警察之间应该有这样一段对话：“这孩子从小就不学好，偷偷摸摸，我们只好把他赶了出去。” “那你现在还管他干什么？” “自己的孩子，总不能看着他受罪吧。” 这倒是一句真话，堂舅是长子，家里从小就看得重。花了钱，也有了作用，警察终于决定他是一个小偷了。但命运却跟堂舅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再怎么聪明，也没有想到因为抗日，国共两党又合作了，于是政治犯都释放了，他却因为是小偷还被关在监牢里。这一下他恐怕明白了人为什么不能撒谎了。一直到日本军队打快打到那个城市，他才和许多小偷一起被放了出来，又找到了组织，却多关了差不多一年。
可命运还要继续捉弄他，文革的时候，他又因为此事接受审查。造反派想为什么别人都放了，还要把他继续关着，那一定是在培训他成为特务，好再混入革命队伍。
堂舅曾用无比调侃口气跟我们讲述当时的情景：他开始的时候并不害怕，心想这个事情很容易讲清楚。当他把前因后果讲出来后，却没料到革命小将却用十分藐视的眼光看着他，斥责道：你为什么不大义凛然把国民党特务骂一顿，而要去装什么下三滥的小偷，做共产党难道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吗？是不丢人，但要命，堂舅这时候开始明白面前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了，有些害怕了。不过结果倒是有点喜剧，那些革命小将认为他不是叛徒，只是革命意志不坚定，对他失去了兴趣，找那些真正的特务去了。
堂舅工作在外省一个有点偏远的中等城市，来得不多，我想他有点喜欢我，愿意跟我扯东拉西，因为他自己只有女儿，一个比一个漂亮，我记得有一回他和小女儿到我们家里来，只要我陪他们出去玩，那个女儿是个军官，还是个演员，结果总有人看我们。不过别误会，我那时不过才十几岁，她比我大很多，她老要拉着我，一点都不知道已经把我弄得极不好意思了。我认为堂舅是一个极精明的人，读了很多书，很知道审时度势。他的革命资格有点老，算是高级干部，但从60年代一开始，他就借口身体不好，不在干事了。但我知道那恐怕不是真的，他游山玩水的干劲比谁都大。我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有个万统城，谁是赫连勃勃，他居然找机会连那里都去过。从49年以后党内斗争能知道，那个伟大领袖从来就不怎么信任白区的同志，从胡风，潘汉年，到文革，首先倒霉的总是在白区的那一批人，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说是什么路线斗争，其实和过去的朋党之争没有什么不同，那一样是把什么道德，变节这一类东西扯了进去，中国的政治斗争从来如此。关键在你是那一条线，跟的什么人。堂舅算是白区斗争中的人，领导也是这样的人，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干部，这样的人在文革中没有不倒霉的。曾经要把他调到省里工作，他用身体不好推了，太太埋怨他糊涂，一到文革，他太太才知道老头子并没有老糊涂。
当然，他不可能预料到会有文革，只是本能地觉得不好办，他这种人上面并不完全信任，那个趋势他感到了，上面没有人做官就危险，这种眼光很多人都没有。
当然，那也是他对权势没有那么强的欲望。就像文革后，他的领导，战友都很风光，不存在危险了，他一样只愿意担任虚职，玩的干劲更大了。
在文革后，我曾经有一次问过他：“你是什么时候看穿这一切的？你可真是厉害，像你这样经历的老革命居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他笑笑没有回答，只是问我：
“听说你在读庄子，说说看你读懂了什么？” 大慨他是听母亲说的，我七扯八拉讲了一大堆，然后问：“你说对不对？” 他还是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年轻人读一读庄子好，年轻时总是容易偏激，爱走极端，庄子能叫人平和一点。”我现在想来，这无疑是真知灼见。我想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不读庄子的。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讲这个堂舅，那是因为他对母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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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r Wander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