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in References on February 15, 2012|
章培恆
一
這是一篇我早就想寫的文章。 但單是它的題目，就會使不少讀者產生不倫不類之感，何況還可能引起姚雪垠先生的不快。而據姚先生的自述，他不但是「當代有代表性的」、「在海內外享有一定 聲譽的」、「著名的老作家」，而且，「《李自成》第1卷日譯本於1982年在東京出版，日本政府（外務省和文部省）因重視這一工作，特向日譯者陳舜臣、陳 謙臣兄弟頒發翻譯獎，向出版者講談社頒發文化獎。」這更是連魯迅和郭沫若都沒有享受過的殊榮。——由於我的孤陋寡聞，我原來只知道《李自成》日譯者陳氏兄 弟在1983年獲得了「第二十迴日本翻譯家協會賞」，而日本翻譯家協會（會長平松乾夫氏）只是翻譯工作者所組成的一個團體；現在纔知道陳氏兄弟還得到了日 本政府特頒的獎，連講談社都叨光獲得了日本政府的獎賞。我雖然不清楚這種說法的依據是什麼，在我就此向一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又與陳氏兄弟熟悉的日本教授 請教時，他還說「日本政府沒有這樣的頒獎制度」，但姚先生的文章是「既要對得起我自己，也要對得起廣大讀者，還要對得起後人」的，我們自不應對他的自述有 任何懷疑。既然牽涉到這樣的一位大作家，我的這篇文章寫成後是否能找得到發表的園地是很難預卜的，而它又顯然沒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價值，所以我也 就一直沒有動筆的興趣。但最近忽然想起了一句「百貨中百客」的俗諺，感到也不妨寫出來試試；至於通儒碩學對它的鄙棄，則自是意料中事。
二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人們將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文學分為新文學和舊文學兩類；近幾年又參考國外的分類法，分為純文學和通俗文學兩類。至少在許多文藝工作者的觀念中，舊文學、通俗文學事層次較低的文學，新文學、純文學則是層次較高的文學。
我想，這兩種分類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從原則上認為新文學高於舊文學、純文學高於通俗文學，恐怕也是不錯的。而從我們現在的分類習慣來看，《李自 成》當然不屬於舊小說或通俗小說，武俠小說則在過去被歸於舊文學，在今天被歸於通俗文學。這樣，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就似乎要比《李自成》低一個層次，二者 沒有比較的必要與可能。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問一問：新文學和舊文學、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劃分標準到底是什麼？
其實，即使在解放前，關於新文 學和舊文學的劃分也存在著一些複雜的現象。例如，秦瘦鷗先生的《秋海棠》與吳祖光先生的《風雪夜歸人》，雖然一是小說，一是劇本，但內容上是頗有類似之處 的。兩部作品種的主角可說是同類型的受迫害者，而且，兩位作者都對主角的遭遇表示同情，對迫害主角的社會現實提出批評：從這方面來說，兩部作品都具有反帝 反封建的傾向。從作品在當時的社會影響來說，《秋海棠》比《風雪夜歸人》似乎還廣泛一些。然而，《風雪夜歸人》是公認的新文學作品，《秋海棠》則被歸入舊 文學。——近十年出版的新文學史著作我沒有留心，以前出版的新文學史著作是都不提它的。當然，這兩部作品的區別還是存在的。雖然寫的是同類的社會現象，但 吳祖光先生卻以新的意識形態為憑依，對人生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從而給予讀者以新的啟示。所以，假如以這兩部作品為例，那麼，所謂新文學，除了政治上 的反帝反封建以外，還必須在人生問題上有一種新的思考與認識。
至於《李自成》，它熱情地歌頌了古代地農民起義，這當然是反封建地。然而，作品 到底對人生問題作了什麼深刻的思考，給了讀者以什麼新的啟示呢？是告訴讀者農民起義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因而是正義的嗎？或者是告訴讀者農民起義的失敗 是必然的，只有在新的階級力量出現以後纔能推翻封建社會嗎？但是，這在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不早就說得很清楚了麼？然則是告訴讀者應該像書 中得英雄人物那樣地來生活嗎？但我們不是早就有了更好、更現代化地學習對象——雷鋒了麼？如果說，我們新文學史上的名作——例如魯迅、郁達夫、茅盾、丁 玲、巴金、蕭軍等人的優秀小說——乃至解放後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芙蓉鎮》等作品在其發表的當時都曾經在讀者中間程度不同地產生過振聾發聵地作 用，那麼，《李自成》的這種作用又何在呢？
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當然同樣不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但他的《連城訣》揭露了封建社會裡的財主對貧苦 人民的陷害——據他在該書的《後記》中的自述，這還是有真人真事為張本的；在他的《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中，都贊美了在封建社會裡而能輕視甚或否定 封建道德的人物與行為：這也不都是反封建的嗎？順便提一下，就反封建來說，金庸先生與武俠小說的另一位著名作者梁羽生先生在某些方面似乎比姚雪垠先生還徹 底一些。例如，姚先生在《李自成》1977年出版的《前言》中說：「野史說（為《明史》所采用）紅娘子將李信擄去，「強委身焉」，也就是強迫李信要她做小 老婆。我在小說中拋棄了這一流行的說法。如果我按照這一說法寫，就要將紅娘子寫成了一隻「破鞋」，江湖上的女流氓。」是否按照這種說法去寫紅娘子，本是一 個並無多大關係的問題，但認為紅娘子如果曾經「強委身焉」就成了「破鞋」，那卻不免是受了封建思想的影響。——封建道德在兩性關係上是放縱男方而苛求女方 的。與此相應，《李自成》中的張獻忠共娶了九房姨太太，至少其中的八姨太是搶來的，但姚先生顯然沒有把張獻忠寫成淫棍、色鬼，還在不少地方對他作了不乏熱 情的贊揚，足見男人「強迫」女性「委身」做自己的小老婆是不算什麼大問題的；而作為女性的紅娘子如果對其所愛的男人「強委身焉」，就要被姚先生視為淫賊， 斥為「破鞋」了，儘管她沒有跟別的男人亂搞過。可以作為對照的是：金庸先生《天龍八部》中的木娩清，梁羽生先生《雲海玉弓緣》中的厲勝男，都曾對其所愛的 男子「強委身焉」，作者卻都沒有認為她們的這種做法有什麼可鄙之處。當然，她們都並不是強要做對方的小老婆，但在封建社會裡，「三妻四妾」本被認為是正常 的現象，所以，「強委身」而為大老婆與「強委身」而為小老婆，在當時並無太大的不同。又，「強委身焉」乃是「硬嫁給了他」的意思，姚先生釋「強」為「強 迫」，似乎不大精神。
如果我們再仔細考察一下，就可以發現：金庸先生作品的一個基本精神，是贊揚那種獨來獨往的人格。《射雕英雄傳》的黃藥 師，《神雕俠侶》的楊過、小龍女，《笑傲江湖》的令狐沖乃至盈盈、任我行等等，都是這一類的人物。他們做事只求心之所安，而置既定的道德與其他的社會規範 於不顧。對他們的這種品格，金庸先生顯然是喜愛的。在《神雕俠侶》的《後記》中，金庸先生並曾明確表示：道德本來就是變動不居的。另一方面，金庸先生的作 品還揭示出：當一定的社會規範成為一種凝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嚴厲地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時候，許多人生的慘劇就在這下面開演了。在《倚天屠龍記》中，一 個名門正派的女弟子跟一個邪教中的男性相愛了，她的師傅以立她作自己的繼承人為條件，要她去把那個按人殺掉，她不同意，於是她的師傅就殺死了她，並企圖把 她和那男人所生的一個小女孩也殺掉。在《笑傲江湖》中，一個名門正派的著名人物與邪教中的人由於對音樂的共同愛好而成了好朋友，他怕因此而遭名門正派的迫 害，想退出江湖，但一些名門正派的人物還是凶殘地殺害了他和他的家屬，也殺了那個邪教中人及其孫女兒——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女孩。這種所謂「正」、「邪」之 辯，本是中國社會的強有力的傳統；用以區分「正」、「邪」的標準也很微妙，也許可以說，「正」就是既定的社會規範的總和，從而對社會規範的任何一個方面的 觸犯都可以被判為「邪」而受到蠶棵的懲處，例如明代的李卓吾就是以「敢倡邪說」的罪名而被迫害死的。在這樣的慘劇中，迫害者的一方是以正義的化身的面目出 現的，被迫害者的一方則蒙受著種種恥辱與污垢。金庸先生卻通過自己的作品對迫害者的一方——無論他們是在真心實意地維護其認為神聖的東西抑或別有企圖—— 的殘忍和愚蠢作了憤怒的揭露，對被迫害者一方表現了真正的同情。而其實質，乃是對於將一定的社會規範作為凝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來嚴酷地控制整個社會 的否定。這種否定和上述的對於獨立人格的頌贊，是與封建思想尖銳對立的；也正因此，在封建意識的殘餘還具有相當影響的今天，金庸先生的小說是有可能給讀者 某種啟示的。坦率地說，我讀金庸先生的小說完全是為了消遣，但在讀到《笑傲江湖》裡那個邪教中人的小女孩被殺的一節時，我受到了震動，想起了「文革」期間 「黑八類」的子女受迫害的情況，想起了早就應該被清除的種種腐朽的傳統觀念對人的虐殺。再補充一句：我在讀《李自成》時從未受到過這樣的震動。
總之，如果說《李自成》是反封建的，那麼，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也是但封建的，而且，後者所機給予讀者的啟示也許比前者還多一些。因此，把《李自成》劃入 新文學而把金著武俠小說劃入舊文學，實在是沒有依據的。自然，姚雪垠先生在1977年版《李自成》第1卷的《前言》曾說，他是「不斷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 義、毛澤東思想」而形成作品的主題思想的；而據我猜想，金庸先生寫武俠小說時大概沒有經過這樣的刻苦學習過程。但是，這也並不能成為把金著武俠小說劃入舊 文學而把《李自成》劃入新文學的理由，因為《李自成》中對農民軍的描寫很難說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這在下文將專門進行討論。
現在說純文學 和通俗文學的劃分問題。所謂純文學，乃是指以文學本身的價值為目的的文學。因此，把娛樂讀者為目的的武俠小說、推理小說等從純文學中劃出去，稱之為通俗文 學，似乎是不成問題的。然而，什麼是以文學本身的價值為目的的呢？在這方面並無一個同意的標準。例如，在西方就有一派——而且是並不小的一派——人：藝術 （包括文學）是愉悅人的。倘若按照這一派的意見，那麼，以娛樂讀者為目的豈不正是以文學本身的價值為目的，從而武俠小說不就正應列入純文學麼？另一方面， 如果因為文學的對象是人，所以把魯迅那樣的「為人生」的小說也劃入純文學，這自然也有道理。但姚先生寫《李自成》卻是要「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佔領歷史題 材這一角文學陣地」（1977年版的《李自成》第1卷《前言》）。這顯然並不是以文學本身的價值為目的，所以，把《李自成》劃入純文學是既不符合客觀實 際、也不符合姚先生的主觀願望的。換言之，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這種分類法並不能用來判斷《李自成》和金著武小說的高下。
三
中 國的新文學從「五四」時期以來就形成了現實主義的有力傳統。因此，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實，常常成為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的標準。從這個角度來看，武俠 小說就很容易被視為原理甚或違反生活真實的無價值的作品。至於《李自成》，則不但姚先生自己說它是現實主義的，許多研究文章也都對此作了熱情的肯定。這 樣，不但金著武俠小說和《李自成》的優劣立判，而且，把《李自成》作為新文學的傑出作品，將金著武俠小說看成是與新文學對立的東西，也都是順理成章的事 了。
不過，我人《李自成》對以李自成為首的這支農民軍作了過分的美化，因而基本上是違反歷史的真實，也即違反生活的真實的。
根據書中的描寫，李自成的這支部隊是在與勞苦民眾的緊密聯係（簡直可以說是親如一家）中發展起來的。作為部隊首領的李自成，是在自覺地為勞苦民眾的利益而鬥爭。據他自己說：
我李自成從小替人家放過羊，挨過鞭子。長大以後，生計困難，去銀川當驛卒，常受長官辱罵，有時也不免挨打。朝廷裁減驛卒，奪了我的飯碗，只得去當 兵。……我李自成沒忘記自己是窮百姓出身，同百姓苦連苦，心連心，決不做擾害百姓得壞事。……我起義以後，嚴禁部下騷擾百姓，不許姦淫，不許殺害無 辜。……倘若忘記了百姓的苦，反而苦害百姓，那不是跟官軍一樣了？跟許多草寇一樣了？那，那，還算什麼起義？（第2卷，217頁）
這 不僅事他的宣言，實際上他也確是如此行動的。當他在潼關南原戰敗，只剩下了少數將士，被迫駐紮商洛山中時，儘管軍中糧食困難，但他還是幾次分發糧食，賑濟 窮苦百姓。有一次，他決定在當天中午發賑濟糧，但部隊裡的有關負責人告訴他：如果再放賑，部隊就會因糧食不足而出問題。這使李自成產生了思想鬥爭，「俗話 說：兵沒糧草自散。難道能讓兄弟們餓著肚子散夥麼？可是如果不放賑，難道能眼巴巴地看著附近地百姓餓死和逃光麼？」正在他為此所困惑的時候，看到了一個四 十多歲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再飢餓線上掙扎的情況，他激動了，「於是他下定決心，不管有多大困難擺在他面前，今天也要放賑」（第1卷，554頁）。可以說，這 實在是一個全心全意為勞苦民眾利益而鬥爭的革命者。自然，他也想打江山，做皇帝，，但這一則是由於他認識到「非推倒明朝江山，來一個改朝換代，吏治是不會 清明的」（第1卷，416頁）；再則是要使全國再他的統治下「輕徭薄賦，吏治清明，興學校，獎農桑，通商惠工」，讓百姓們「各安生業，共享太平之福」（第 2卷，890頁），而且，因為「縱然在太平治世，小民也有官府聚斂敲剝之苦，大戶欺凌兼併之苦」，所以他還下定決心，「日後等我有了天下，一定從根本上想 想辦法」（第2卷，891頁）。由此可見，他的想做皇帝，主要也是為人民的利益；難怪姚先生在1977年版的第1卷《前言》中說：「農民起義領袖有帝王思 想不能說明他的落後，而是說明他反對舊皇權的堅決和鮮明立場。」正是在這樣一位革命者的領導下，部隊中存在的少數不良風氣得到了糾正，建成了一支與勞苦民 眾打成一片的、為勞苦民眾利益而鬥爭的軍隊。而勞苦民眾也把這支軍隊看成自己人，甚至自己的救星，為他們帶路、送情報，並且踴躍參軍。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封建社會的農民軍隊中，能不能出現這樣的革命領袖，形成這樣的革命部隊？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一個社會裡的統治思想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因此，如果認為生活於封建思想所統治的社會裡的作為小私有者 的農民意識——哪怕是這種意識裡的最進步的部分——竟是這樣的一種革命形態，那顯然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如果說，李自成的這種思想並不是農民意 識的產物，那麼，它就超越於當時的一切階級之上，因為它顯然不可能是地主階級的或當時市民階級的意識的產物。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就是承認在一個社會裡可以 產生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的意識，超階級、超社會的意識，而這同樣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
我們再看一看實際情況。從陳勝、吳廣算 起，直到李自成為止，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軍領袖有哪一位具有姚先生所賦予的這種思想和品質？根據現有的史料，李自成的部隊紀律原也不好，直到李信參加李自成 軍後，纔提出了「迎闖王，不納糧」等口號，勸李自成整頓紀律，改變了部隊的面貌。而李信之所以提出這種勸告，顯然並不是要李自成自覺地為勞苦民眾的利益去 鬥爭，而是一種爭奪天下，使李自成獲得皇帝寶座的策略和手段。所以，從現有史料來看，歷史上的實際的李自成與姚先生書中所寫的存在著很大距離。
姚先生並不是不知道這些史料，而是對不利於李自成及其部隊的史料采取排斥的態度。他在1977年版的第1卷《前言》中說：「圍繞著李自成的革命經歷，我 首先對於每個重要的歷史問題都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科學研究，做到深入歷史，心中有數……」他還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李自成被圍於「魚復諸山」的說法， 「幾乎成了定論，故我國現代有關李自成的著作中也多采用。其實，這個故事完全是捕風捉影之談，毫無事實根據。李自成在馳入河南之前實際是潛伏在漢水以南的 勛陽山中。……在《李自成》第2卷中處理這個問題，我采用了自己研究的結論，拋棄了流行甚廣的說法。」然而，為什麼「這個故事完全是捕風捉影之談，毫無事 實根據」？他的「自己研究的結論」是怎麼得出的？他都沒有任何交代。而這個李自成被圍於魚復諸山的史料，實在是對於李自成、劉宗敏都很不利的，難怪姚先生 稱之為「惡毒地歪曲和誣衊了李自成及其將士」。所以，也許姚先生認為，他事在以「自己研究的結論」否定了不利於李自成及其部隊的史料以後，纔把李自成塑造 成這樣的形象的。但是，第一，他用以否定這些史料的證據何在？基本上沒有作過任何說明。個別問題曾經寫過專文（例如劉宗敏是否掠奪陳圓圓的問題），但又遭 到了其他同志的證據充足的批評，證明瞭姚先生對有的史料確存在著誤解。因此，我們無法認為這些史料全部或大部是不可信的。第二，他把李自成塑造成這樣的革 命者形象，並無任何史料依據。間或有一些推論，但似乎也難以成立。例如，為了證明李自成部隊在李信參加以前就是一支很受人民擁護的部隊，姚先生在第1卷 《前言》中說：「當時天下擾攘，群雄紛起。李自成剛到豫西不久，李信偏要從豫東奔到伏牛山中投他，正可以證明在李信的眼中李自成與其他眾多的起義領袖一向 不同，而且也可以證明李自成一到河南境內便開始執行了嶄新的政治和軍事路線，大獲豫西百姓擁戴，促使他傾心相從。」其實，李信當時能投的農民軍領袖中，張 獻忠等人的部隊距李信所在的豫東都很遠，李自成部隊則比較近。所以，他的投李而不投張，也可能是地理條件的關係。而且，如果李信確是對李自成的才略評價較 高而去投奔他，那也有可能是由於他認為李自成的才略非張獻忠可及，或認為李自成較能接受他的意見，何以見得一定是由於李自成采用了嶄新的路線呢，「大獲豫 西百姓擁戴」呢？
為了說明姚先生所塑造的李自成形象與歷史實際的距離，這裡再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李自成最後一次包圍開封時，官軍曾企圖決黃河 之水以淹李自成部隊。李自成發覺後，一面移營高地，一面擴大黃河決口以淹開封，終於給整個開封帶來毀滅性的災難，造成無數人民的死亡。這不僅有許多史料可 資證明，而且沒有一條史料時否認這一點的，只不過有的史料掩蓋了官軍先決黃河以淹李自成的事實。當然，我們可以指責官軍，但如果李自成真是為勞苦民眾利益 而鬥爭的革命者，與人民「苦連苦，心連心」，能忍心製造這種慘絕人寰的浩劫嗎？而在《李自成》第3卷中，姚先生是這樣寫的：官軍決黃河後，開封為大水所包 圍；本來還可以把城門堵塞，不致使開封為水淹沒，但由於尖銳的階級矛盾，有三個被官府派來堵塞城門的人為了跟城中的統治者同歸於盡，故意把水放進來，於是 開封毀滅了。姚先生說：這就是開封被毀滅的「真相」，「只是事後官紳們諱言真相，遂使真相被歪曲和掩蓋了三百多年！」（第3卷，1514頁）但是，在沒有 任何史料可作憑依的情況下，生活在「三百多年」以後的姚先生，是怎麼知道這個「真相」的呢？
我絕不是要求姚先生把作為小說人物的李自成寫得跟 歷史上得真人完全一樣，我只是說：第一，從馬克思主義得觀點來看，當時的社會裡不可能出現像姚先生書中所寫的那種性質的革命者；第二，歷史上的農民軍領 袖，包括李自成本人在內，也根本不是這樣的革命者。所以，姚先生的這種描寫，是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歷史的真相——生活的真實的。
在書中，姚先生還著力描寫了李自成的大智大勇、平易近人、與士卒同甘共苦等等，而這一切都是跟李自成作為革命者的上述崇高品質聯係在一起的，也可說是由這種崇高品質所派生的。但這種品質既然是不真實的，與之相關的這些描寫也就難以使人感到真實可信了。
至於書中李自成手下的幾個革命將領，越是作者著力歌頌的（如劉宗敏等），就越是體現出跟李自成同樣的崇高品質、從而失去了真實性。
還應該說明的是：不僅在上述的這些主要方面，就是在次要人物的細節描寫上，也常讓人感到不真實之處。為了節省篇幅，僅舉一個例子。
關於慧梅，姚先生在第1卷中寫道：「她在心中暗暗地愛著張鼐」，「暗中關心他，有時在夢裡夢見他」，對他「無限深情」；並且說：「從此，她在人世上只剩 下了三位親人。第一位親人是高夫人，……第二位親人是慧英，……第三位親人是張鼐。」（474-475頁）但在第2卷中，慧梅中了毒箭將要死去時，作者是 這樣寫的：
……她知道尚神仙未必能及時趕來，這種烈性毒藥正在向她的內臟侵入，不久她就要死去。此刻她心中最覺得難過的是，從此以 後，她再不能跟再高夫人的身邊，遇到緩急時自己躍馬揮劍，捨身保護她了；另外，慧英姐不在此地，永遠不能同這位情同骨肉的女伴再見一面了。望著高夫人，她 一句話說不出來，淚珠在眼中滾動。（318頁）
這個年輕的女孩子在明知自己即將死去的事後，她所惦記的只是她的親人中的兩位，獨獨沒 有記起另外一位：她「無限深情」地愛著的、「有時在夢裡夢見」的張鼐。這難道不使人奇怪嗎？姚先生在揭示「建國後支配著我國文藝界的」左「的教條主義」的 表現形態時說：「……至於對待正面英雄人物，不能寫他們身上的弱點和缺點，也不能寫他們的愛情生活。」他不讓慧梅在臨死時想到愛人張鼐，不知是忘了慧梅還 有一位親人，抑或是受到這種「左」的教條主義的影響。
所以，姚先生雖然力圖使《李自成》成為真實的歷史畫卷，但在我看來，其結果，卻常常是真 中見假。正如魯迅先生早就指出的：真中見假就會導致讀者的幻滅感。而這種幻滅感也正是我在讀《李自成》時所經常產生的。因此，儘管姚先生在寫作過程中「常 常被自己構思的情節感動得熱淚縱橫和哽咽」，但我卻始終感動不起來。而在這方面，金著武俠小說恰恰具有相反的特點：它們不是真中見假，而是假中見真。
金著武俠小說的情節的展開離不開神氣的武功。如果以目前的某些（絕非全部）宣傳氣功和特異功能的文章為依據，實在不妨說金庸先生的這種描寫是符合生命科 學的。不過，更為科學的做法，恐怕還是承認這些神氣的武功全屬於子虛烏有；金庸先生在《神雕俠侶》的《後記》中也是這麼承認的。所以，金著武俠小說的基本 情節之不符合真實性的要求，乃是不言而喻的事。
然而，如果撇開人物所具有的神氣武功，他們的性格卻往往是真實的，它們的喜怒哀樂是能夠與讀者 相通的。像《天龍八部》中的喬鋒在誤傷其愛人阿朱致死後的深沈的悲痛，《連城訣》中的狄雲在連續遭到財主、官府的迫害和眾多俠義道——包括他所救的一位姑 娘的仇視、鄙視後所爆發的類似瘋狂的悲憤，都是能使人感動的。而其對於人物性格複雜性的揭示，尤其值得重視。例如，在《天龍八部》裡的「四大惡人」中名列 第二的葉二娘，每天都要從別人家裡抱來一個嬰孩，當作自己的親生子女，親熱地抱著撫弄，道了晚上則把孩子弄死。而其之所以如此，是因她在年輕時與少林寺方 丈玄慈熱戀，生了一個兒子，但兒子生下來就被人搶去，，那人還在她臉上劃了兩條傷痕，同時，以玄慈的地位當然不能還俗與她結婚，生產後她不得不離玄慈而 去，在江湖上飄零，但內心仍然深深地愛著玄慈，並知道玄慈心裡也很痛苦。所以，她其實是一個被迫害者，不但兒子給搶去是受迫害，不能與玄慈結合也是受社會 習俗的迫害；她的殘忍而荒謬的行為，則是被迫害者的瘋狂報復心理（她自己說，她搶去別人的孩子是因為別人搶去了她的孩子）與未能滿足的母愛的變態的結合。 也正因此，讀者在開始時憎惡她的凶殘，但在明白了她的身世，看到了她在與玄慈及兒子重會時表現出來的深沈的愛，以及最終的殉情而死以後，就不得不油然產生 了對她的同情，感到在她身上存在著很善良的一面，甚至感到她在本質上就是善良的。這種性格比較複雜的人物，不僅比另一些作品裡性格單一的，仿佛天生就是善 良的化身或凶惡的化身的人物來得真實可信，而且還可以引起讀者的思考：一個在身上存在著山嶺一面、甚或本質上就是善良的人，時怎麼會變成如此凶殘得呢？人 類社會是否能儘量去掉一些愚蠢的行為與觀念（例如高僧不應還俗結婚的觀念）來減少這類轉化呢？
這種跟顯然虛假的情節伴隨在一起的人物性格的真 實，在文學中並不是獨一無二的現象。例如，在童話中就有這樣的情況：顯然不可能出現的神奇力量以及與之相伴隨的真實的人物性格。所以，有人把武俠小說稱為 成人的童話，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但從未聽說人們把童話作為反現實主義的東西。
總之，如果以現實主義的真實性的標準來衡量，那麼，《李自成》與金著武俠小說都存在著距離：真中見假與假中見真都是不充分的真實性。但真中見假給讀者帶來的幻滅感使作品不可能產生真正的藝術感染力，因此，與其真中見假，毋寧假中見真。
四
《開 展廠》雖然存在著以上的缺點，但並不是毫無價值的。其實，我在上文所說，乃是按照現在的習慣，把《李自成》作為嚴肅的文學作品去要求的結果。但如果把它作 為消遣性的作品去讀，那麼，其中的許多情節都是饒有興趣的，例如李自成的兩次與張獻忠會面、王吉元的詐降宋家寨等等。人們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消遣性的作 品，只要寫得好，同樣是對讀者得貢獻。姚先生在述及《李自成》的巨大影響時說：「《李自成》在「文化大革命」以後，1、2卷的漢文版都銷售了100多萬 部，共合500多萬冊；……第3卷也銷售了20－30萬部。」這比起《三俠五義》之類書的銷售來雖然還差得很遠（據我所知，《三俠五義》在「文化大革命」 以後就銷售了好幾百萬部），但也確實證明瞭它還是有相當數量得讀者得，這也就是它的價值所在。
不過，既然是作為消遣性的作品，那就跟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屬於同一類型，也就有了可比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金著武俠小說比起《李自成》來，具有想象奇特、結構緊湊、富於幽默感等優點，而且還能於消遣之中給人以某種有益的啟示，因而不失為上乘之作。
我的這種看法，也許有點不安分之嫌。正如姚先生所說，《李自成》不僅在許多研究論著中獲得贊揚，而且還得到了「茅盾、朱光潛兩位大師」的稱贊。按照中國 的傳統，經過「大師」肯定的東西，我輩小人物是不應再妄議的。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茅盾先生雖是我國新文學史上的傑出作家，朱光潛先生也是有名 的學者，他們的意見卻未必都是不刊之論。例如吧，在蘇聯和中國都已有學者譔文對「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鬥爭貫穿於整個文學發展過程」的論斷加以駁斥之 後，茅盾先生在他的《夜讀偶記》中仍然堅持並進一步闡發這個觀點，但他的看法終於沒有被學術界所接受；至於朱光潛先生，不僅他對陶淵明的評價和對錢起詩句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評書曾遭魯迅先生的批評，就是在其解放後的論文中，也不是沒有離奇的常識性錯誤的。而在活著的時候也可說是小人物的龔自珍 （因為他始終是個小官），則在其《文體箴》中早就說過：「雖田地之久定位，亦心審而後許其然；苟心察而弗許，我安能頷彼久定之雲？」我想，既然已經生活在 20世紀80年代，總不能比生活在19世紀前半葉的龔自珍還膽怯：無論「大師」是怎麼看的，我還是說我自己的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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